我要回农村
我高中毕业那会，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。彼时，城乡天差地别，对于农村孩子，“跃龙门”实际是“跃农门”，离开农村，是他们的最优选择。我却突发异想，要回农村。
我要回农村，不是城市套路深。
01
1988年7月底，家里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——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三国的畜牧专家，他们来考察宁乡花猪。
我家不是养猪大户，选择我家的原因，是父亲在乡镇兽医站工作，而陪同来的是县畜牧局的干部。
此时正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节，专家在低矮的猪圈中呆了几分钟便大汗淋漓。澳大利亚的专家叽里呱啦说了一通，翻译先是尴尬，然后也叽里呱啦说了一通。
专家耸了耸肩，两手一摊，有些夸张道：oh my God!
我问翻译，他们交流的是什么。翻译说，专家问“空调装在什么地方？”
“猪圈装空调？！”我反问。
“是的，他们国家是工厂化养殖，猪住楼房，吹空调。”
我顿时懵了。一年前，我家才通上电，此前，照明用煤油灯，家用电器只有手电筒。空调是什么东东？不知道，没用过，也没见过，但知道它是个高档东东，可以给人带来享受。不是说资本主义国家腐朽、没落，要消亡了吗？难道他们的猪比我们人过的还好？
8月底开学，便是高三，教室后面的黑板变成了一个高考倒计时钟。学习气氛顿时紧张浓烈了很多，励志读书的故事比比皆是。
但我似乎和他们不是同一类人，我不关注数理化，我的兴趣点是国外的“三农”。从“参考消息”获得一些碎片化信息，美国农民只占总人口的1%，一个农民可以生产500吨粮食，可以饲养上万头猪……
而我们国家，农民占了总人口的80%，一个农民只能耕种四五亩田，一个农村家庭，也就喂两三头猪……
感觉越来越魔幻，不对比是不可能的，一对比，容易产生自卑，自卑容易生偏执、偏执之后便有了宏大的想法——我要回农村，他们可以的我们也可以。
这个念头迅速燃烧，我已经完全没有心思高考。次年5月6日，高中毕业考试一结束，我打点行装回家。班主任先是安排同学做工作，后亲自做工作，无奈我已经决定，不能改变。
02
毕业于长沙农校畜牧兽医专业的父亲，对我的决定，表现了少有的淡定。他毕业时遇上文革，按照当年“社来社去”的政策，回老家乡镇当了一名兽医，他是我们乡镇唯一的科班出身的兽医，技术绝对一流。
此前，父亲便有传授衣钵的想法，只是我不以为然。此番回来，不知父亲是否窃喜。
从此，父亲出诊便是两个人，两辆自行车，我背药箱跟在他后面——虽然没有拜师仪式，我事实上成了他的徒弟。
兽医和人医的区别之一，人医一般是坐等，而兽医，基本上是上门。所以，父亲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出诊。
家里准备了一块小黑板，来人会将村、组、姓名及生病牲畜的基本情况写上。早餐前，我已经根据挂号的情况准备一天可能要用到的药和器材。药箱装不下时，还会要另外准备一个袋子。
为了能多跑几家，我家早餐很早，往往七点多便出发了。父亲在当地工作二十来年了，知道每家每户的位置，会计划一天的线路，尽量不走弯路。所以效率很高，一天能跑七八家，甚至十多家。
很多时候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主要是“截胡”的比较多。因为牲畜病急或病重，有的人会根据出诊路线追过来，所以晚上九点、十点下班是家常便饭，甚至睡了后又被叫醒出诊。
当年，改革开放没多久，农民家底尚薄，猪、牛等牲畜算农民的大宗资产，不能懈怠，父亲基本上是有求必应。
父亲对我这个徒弟应该比较满意，虽然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我，但对比之前他带过的几个徒弟，父亲对我放手的程度，我明显感觉到了。
不到一个月，我便开始单飞，先是他诊疗过、需要再打针或者再喂药的，接着便是病症明显、治疗比较简单的，再后来，病症虽然复杂，他分析指导后，我也会单独出诊。
父亲对自己技术非常自信，所以很难放心别人代劳，而且他责任心特强，生怕客户非议。如果不是对我有十足信心，他绝对不会让我单飞。
但我并不“稳重”，有时还自作主张。有一回，我单飞，给一头母猪打针，这头母猪已经治疗两次了，父亲安排我依据前面的处方用药。前两次都是400万单位的青霉素，我稀释青霉素时，突然想到“耐药性”，不动声色加了100万单位的剂量。
晚上回家，向父亲报告，父亲似乎很高兴，肯定我的“耐药性”考虑，还告诉我现在药的剂量可能不足，特别是兽药，所以适当加大剂量是对的。
后来我便更加大胆，效果都还好，只是有一回，差点出大状况。
有一天晚上，我被人请去，给他家牛看病。牛病得很厉害，已经站不起来了，躺在牛栏里，头也抬不起来。
我诊断后，决定给它打针。给猪打针，无须捆绑，趁其不备，眼明手快就打完了。但牛，一定要捆绑的，牛的皮肤敏感，而且力气大。
但他家里只有一个人，晚上也不方便叫其他人，我仗着年轻气力足，决定冒一回险。
我左手压着牛角，右手拿注射器，谁想针头才接触牛颈部皮肤，牛应激性的扬头，我一百四十多斤的躯体便被它抛到半空。
当我重重的落在牛栏里时，注射器已经不知去了何方，幸亏牛栏里垫着草，不然受伤是一定的，只是牛粪很不友好。
学兽医最难的是去势（阉割、结扎），父亲最拿手的就是去势，最头疼的是教徒弟去势，难教难学，一不小心，被去势对象会感染，甚至死亡。
父亲是个讲究人，他知道谁都不愿拿自家牲畜上教学课，为教我，他专门买了一头百来斤重的草猪（雌性猪）给我当教具。
之前观摩已经无数次了，技术、要点、注意事项也了然于心。在父亲指导下，我用手术刀切开猪腹部皮肤，手术刀是特制的，切口只容得下一根手指。
我用右手食指伸入猪的腹腔，父亲已经告诉我猪的肠子和卵巢的细微区别，食指感受到卵巢后，轻轻的用指尖绕住，然后左手帮忙，将手术刀的另一头沿着食指伸进去。另一头专门设计了弯钩，用弯钩将卵巢勾住，轻轻带出体外，换左手捏住，右手拿手术刀割断，再将连接卵巢的那些物件送回腹腔。无需消炎，甚至无需缝合，手术就算完成。
手术最难的是凭手指感觉区分肠子和卵巢，这两个东东，手感似乎是一样的，如果搞错了，很可能手术失败，一条猪命没有了。而且开孔越小，手术时间越短，猪的创伤越小，效果越好。父亲完成上述动作行云流水，堪称艺术，整套动作下来只需一分多钟。
那次，我虽然有些笨拙，三五分钟也完成了。父亲在一旁笑笑说“去势，这个还是有天赋的。”
父亲还说，学会了去势，兽医便算学到家了。
找父亲的人实在太多，忙不过来，父亲总是会要推掉一些业务，有人便说：“您实在忙不过来，要小喻师傅来吧。”当然，也许是冲收费来的，父亲的诊金一点五元，我只收一元。
我单飞的机会越来越多，也习惯别人叫“喻师傅”，当然，和父亲同场时，我是“小喻师傅”。
在家家户户都养猪养牛的年代，当一名乡村兽医也不是不好，凭技术吃饭，受人尊重，关键是收入高。
我特意计算了父亲一个月的收入——1767元。同时期，大学毕业分到中学教书的老师，月收入才80多元。兽医，名声虽然没老师好听，但性价比极高。
父亲已经开始为我做设计，他准备提前退休，让我顶他的职，去兽医站工作，吃国家粮，他甚至还在找机会送我去他的母校进修……
03
八十年代的农村，有两个时髦词——“专业户”、“万元户”，专业户不一定是万元户，但万元户基本是专业户。
当年的专业户主要是养猪，一家养几十头甚至上百头，一年收入上万元。
我想回农村，兽医并不是我的目标。我想当专业户，养猪，只不过这个猪和农民养的不一样，它学名叫豚鼠，我们叫它荷兰猪，一种类似兔子的小动物，可以食用，因其形体可爱，很多人将其当宠物养。
我选中它，并不是因它可爱，或者是可以食用。我查了资料，它可以当“小白鼠”用。
我的体育老师雷汉文老师家便养了很多荷兰猪，雷老师并没有开发它的“小白鼠”用途。但有人需要时，他也会出售，一雌一雄可以卖到七八十元。
我想养，但没钱，我便提出合作，我出场地、人员，雷老师提供种苗、技术……
协议很快达成，和我一同回农村的，便还有雷老师家的三十多只荷兰猪。
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安顿这些小动物，父亲给了很大的支持，专门清理了一间房子，我用砖头隔成幼猪、成猪、产子等几个区域，它们便有了新家。
荷兰猪是食草动物，和兔子的食物差不多，野草、菜叶都可以。我给它们的食物是野草。
白天要出诊，所以为荷兰猪准备食物只能在早晨，天没亮便要起床，外出打野草。
荷兰猪个体虽然比较小，大的都不到一公斤，但食量并不小，可以一天不停地吃食，是边吃边排的那种。所以即便是最初的三十多只，也要为它们准备一篓草（四五十斤）。
荷兰猪的种群数量发展很快，基本上两个月繁殖一胎，一胎三五只，三个月不到，种群数量变成了近200只。
这个时候我变得很吃力，早晨打的草远远不够，有时回来很晚，荷兰猪一看见我，小嘴便不停空嚼。晚上十点以后，打着手电筒去打草的记忆，不知有多少次。
这种小动物是野生驯化的，很少有疾病，但有天敌。有几天，我发现小的荷兰猪莫名其妙减少，我观察了两个晚上，发现一条一米多长的菜花蛇深夜从窗户外爬进来，径直爬到小荷兰猪圈内，张口便吞……
我为荷兰猪报仇了，它把它们当成美食，我也把它当成了美食。
我开始主动联系制药厂，“小白鼠”是他们的必须品——每一批药生产出来，都要用到小白鼠。
长沙、湘潭的制药厂都成了我的业务单位，规格是100-150克，单价15元。幼子出生后一个月左右可以出售。
这项业务让我有了美好的憧憬，“小白鼠”需求量大，我和小伙伴有沟通，准备和他们合作，我出种苗、出技术，他们负责饲养，所有“小白鼠”我负责回收，5元一只……
哈哈哈，我成了中间商，要赚差价啦。
04
八十年代初，农村分田到户，我家分了五亩，父亲边做兽医边种田。我回来，主动把种田的任务接过来。我便有了一个新的身份——农民。
因为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我早早已涉足农活。春种、双抢、秋收，年年都干——农村学校，春种、秋收都会专门放假。只是之前是帮衬，现在要主导。
我第一次以“责任者”的心态站在自家田埂时，禾苗在田里生长才十多天。
农民大抵会把耕种分成育秧、插秧、中耕、收割四个阶段，目前处于“中耕”。
“中耕”，顾名思义就是中期的耕种，水稻在我们当地生长周期大约三个月，插秧和收割只有几天，其它都是中耕，中耕的内容多了去了，踩田、施肥、治虫、开沟、除稗草都是。
从此，有农活时，父亲一个人出诊，我留在家干农活。
父亲是很好的兽医，种田也是一把好手，农活干的精致。虽然我一再声明都会，但他还要示范一下，看我做一会才放心。
从小就能背诵《悯农》，知道农民很辛苦，但真切感受，还是这个时期。
烈日下，我背四十多斤重的喷雾器，穿上厚厚的衣服，在禾苗过膝的泥巴里深一脚、浅一脚的走着，左手不停的压喷雾器手柄，右手拿喷雾杆对着禾苗喷雾，眼睛则不敢半点懈怠，生怕遗漏……
“双抢”时，往往是天没亮就要起床，扯秧、割禾，干两小时再吃早餐，白天，气温经常是38、39甚至40度，插田、扮禾没有半分懈怠，晚上还要收谷子……
写这些文字时，似乎正站在田埂上，眼前是青青壮壮的禾苗、是金黄金黄的稻穗、是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的我们，当然还有我收工后狼狈的样子：流了无数的汗，盐分流失太多，不得不直接喝淡盐水补充；虽然很饿，但饭吃不下去，干呕不止；也不想洗澡，站立的气力都没有——真的累到了浑身抽筋状态。
因为是在水田里耕作，被蚂蟥叮咬，是家常便饭。蚂蟥这种软软的、滑滑的小动物，是嗜血狂，只要人下水，它会闻水而动，精准找到你，用它独特的吸盘吸住你表皮，先释放麻醉剂，让你没有感觉，然后拼命的吸血。等你发现时，它往往已经吸得圆圆滚滚，而此时，你才会感觉奇痒无比。
记忆中，我一天最多被十来条蚂蟥光顾，到了晚上，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擦酒精消毒止痒。蚂蟥之苦，相信是每个农民无法磨灭的记忆。
用古老、传统的方式干农活，特别是“双抢”，对人，无异于一场炼狱，但我认为它是我的“成人礼”。
我可以非常自豪的宣布，种田的全流程，我只有犁田、耙田这两个活不会，其它我都拿得起、放得下。
不是这两个活学不会，是我不准备学，牛耕田，效率太低，在中国几千年了，该改进了。我已经了解，耕田机在平原地方逐步取代了牛，下一步，我会买耕田机的。
我和父亲提议过，种田太累，没有性价比，不种了。父亲不肯，说，种田是农民之根本。
我当农民的日子，正是传统耕作尾声，之后一步一步实现的机械化耕作，让种田变得越来越轻松，字典里“农民”二字的内涵越来越少。这段文字，算是对传统耕作的纪念吧。
05
我所在的村民小组，和我同一年出生的小孩有五个。我“修理地球”时，他们几个都考上大学、中专。
某天，我正单膝跪在地上、埋头捆草，有人叫我，我微微抬头，看到的是一双穿凉鞋丝袜的脚。
老家的夏天，农人永远是光脚穿拖鞋的，凉鞋丝袜属于城里人。和我打招呼的是我的同年，他考上了大学，跃过“农门”了，是准城里人，现在回农村，是度假。
我心被电击了一下。当晚，我对父亲说，我要去读书，复读，明年高考。
见父亲犹豫，我自己加了条件：一年，就一年。
自我评价，虽然经常冲动，但这个决定，并不是冲动作出，和凉鞋丝袜最多两毛钱关系。
我在农村的这段时间，外人看来，一切都好，家里多了一个劳动力，父亲添了个好帮手，家族正在兴旺发达的路上狂飙……
但我并不爽，越来越不爽，我带着美好愿景回来的，我要建设几百亩的农场，要农业机械化，要种植养殖结合，要种养加工销售一条龙……
但现实是：分田到户还不到十年，田是每家每户的命根子，你租他的田都不行。农场是外来词，农民听不懂。你和他们谈耕田机、收割机，他们觉得你异想天开，只是想偷懒而已，牛耕田，就是天经地义……
农村也是文化的荒漠，特别是晚上的时间，非常难熬，农村人晚上几乎都是东家进西家出，坐在一起，无所事事，闲聊八卦，打发时光。我不想这样，我不想我的将来，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样子。
……
我希望按我自己设计的方式活着，需要更大的空间。父亲很开明，感谢父亲。
农场梦，我一直惦记着，第一次出国，我选择了澳大利亚，去看他们住楼房、吹空调的猪。美国、加拿大我也去了，重点看了他们的农场。
二十年后，在我曾经耕种的土地上，建起了我的帝国——一个几百亩的农场，为情怀买了一个八位数的单。这个事，我还会专门具文记录的。
这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段经历，让我学会了吃苦。后来经历很多挫折，遭受很多苦难，我都能坦然面对，因为，我把苦难底线调得很高。
我做律师，靠实力说话、凭业绩示人的行事风格，其实就是父亲凭技术安身立命的再现。
我懂得了底层老百姓的苦，更能悯天怜人，后来做慈善，其实就是对这段经历的弥补与救赎。
至今我都不敢浪费粮食，丝毫不敢……
作者简介：喻国强，足球外围平台_中国体育彩票-【投注官网】：体育系1994届校友，湖南省长沙市人，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三届、十四届人大代表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长沙市委会常委，湖南强晟律师事务所主任，湖南省红十字会理事。